导读：在中国哲学论文撰写的过程当中，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吧，而学习写好一篇优秀的论文也是大家将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项必备技能之一。本论文分类为文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哲学论文3900字(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论文

　　摘要通过对中国哲学典籍特征对英译语境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明确了我国哲学类名著的发展特征和语境，并以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语境本体性环境下的英译哲学名著的方法对策开展分析，旨在为同行业相关人士提供参考建议，有助于我国英译典籍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典籍；语境本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

　　0前言

　　我国哲学名著典籍文本具有较高的语境本体性，翻译人员在对其进行英译时需要以本源性和自主性为翻译原则，注重真实性，将名著典籍自身的特点考虑在其中。因此，翻译人员必须要明确语境本体性，弄清楚其真正的含义，才能够提升文化交流的可行性。

　　1我国哲学典籍的发展特点及语境

　　1.1我国哲學典籍的发展特点

　　一是同源性。哲学典籍中的思想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具有一定的发展源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从相关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具有丰富性，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体现，并且呈同心圆模式向外扩张。而同心圆的圆心就是哲学发展的起始点。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五经，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思想源头。虽然它们阐述的观点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思想，使用语言也具有一致性。[1]

　　二是阐释性。无论古代人的思想多么新潮，理论的挑战性多么大，他们都能够将其看作永恒的真理。以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为例，他们具有较强的学识，行动能力较强，可以对地球、社会发展、人性等各个方面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基于此，《道德经》、《孟子》等等此时期的名著搭建了知识网格，形成了较全面的百科全书，为各界学者后期的学识研究奠定基础，提供问题解决的主要思路。同时，哲学典籍应用的编写语言非常简单，关联性较高，为学者提供研究资料。

　　三是年代性。任何时代都是思想产生的主要根源，并且受社会发展情况的限制，我国的哲学思想亦是如此。例如，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非常浓厚，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解除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当时社会动荡比较严重，战火纷飞，各国战事吃紧，形成了“大国征战小国、小国讨好大国”的社会状态。因此，这个时期许多研究哲学的专业人士都在思考政治变更的相关问题，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烈。老子就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面对当时社会盗窃案发生频率较高，老子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决策——推崇圣人思想，实施法治社会。

　　四是承袭性。根据我国哲学观念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概念和思维模式都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从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可以保护自身的信仰，如神话崇拜、伦理特点等等，并增加其传承能力，使这些思维意识能够影响后人的意识发展。

　　五是融合性。虽然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话题，但却能够彼此相互融合。例如在战国战国时期末期，荀子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道法、阴阳等思想吸收到其中，形成了综合性较强的思想网格。韩非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合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别具一格的法家思想等等。

　　1.2我国哲学典籍的语境

　　语境本体性的高低能够影响我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精确度。高语境的含义比较深刻，但表面信息非常简单且自由流通；低语境的文化存在较强的个性化，疏远习惯较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应用高语境可以涵盖较多的信息，而低语境恰巧相反。高语境中富含了较多的暗藏信息，对文化信息背景具有较强烈的依赖性，且组成文化的成员具有一定的重叠性，是全体人员共同享有的资源。

　　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与运用语境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背景下迸发的“先秦之学”哲学理念，是当时社会形势的一种阐述和解决思路的一种探究。两汉时期，统治者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利及统治思想，对元典的含义进行挖掘，继而获得了经学较大的发展。但发展到东汉时期末，经学的思想被逐渐深化，无法继续深入人心。同时魏晋时期，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开始出现的玄学，这种学术思想在各个宗教思想中迅速蔓延，并弥补了当时社会人士的精神空虚等等。由此可见，理解哲学思想需要参考语境的各种因素，这也充分说明语境的重要性。

　　2基于语境本体性下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策略

　　2.1以英译标准为基础对哲学典籍进行翻译

　　英译典籍没有固定的标准，这点在古今中外的典籍毫无例外。一些学者认为音译的整体风格应该与意义进行融合才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翻译效果；一些学者认为“忠、孝、善”才是翻译中应该遵循的准则；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我国的名著典籍翻译应该以原文为中心等等。事实上，翻译人员想要提升名著典籍的英译质量，就必须要打破自身的思维意识限制，找寻名著典籍的真实含义，以真实为翻译准则，结合历史对其进行翻译，这样才能够做好文化的传承和流通。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我国哲学思想的流通性较差，被世界认知程度较差，这就造成了较严重的语言隔阂，导致外国友人认为我国文化比较浅显，误解较多。实质上，我国哲学思想既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共享财富。所以必须要将哲学思想中的精髓推崇至全世界，英译工作的发展非常必要。[3]

　　据了解，我国哲学典籍开展英译工作已经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被英译的名著典籍数量较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翻译人员没有按照我国哲学框架对哲学典籍进行翻译，导致翻译后作品的文化差异比较严重。例如，一些翻译人员将我国名著典籍中的“神明”用英文“God”来表示；将“帝王”用英文“Lord”来表示；将“寺庙”用英文“theStateCathedral”来表示。这些英译的词汇并非我国哲学理念中的特有词汇，将国内外的哲学理念进行混淆，替换了原有的本质。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工作时需要分别进行语内和语外两个翻译过程，对历史与哲学思想进行考察和论证，全面掌控名著典籍创作的背景，参考权威的注释，再对其进行全面的英译工作。

　　2.2以英译原则为基础对哲学典籍进行翻译

　　上文已经对我国哲学名著典籍的特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明确了需要以原本性和自主性为原则对其进行翻译。其中原本性就是需要翻译人员对我国名著典籍的文本进行全面认知，并将认知后的文本和思想以历史为参照进行翻译，将这种文本的意义、功能和地位进行体现，才能够真正的做好英译工作。自主性就是要求翻译人员需要具备各种类型的哲学思想和相关术语，并掌握其流派，才能够将这些名著典籍的真实含义和独特性翻译出来。因此，翻译人员必须要遵循以上两者原则，以翻译起源为切入点，才能够将带有我国民族文化色彩的特定词语进行准确的翻译。例如：在翻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时，其中的“民”字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不仅可以代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道德伦理意识较差的人群，还可以代表文化知识水平较浅的人群。

　　“民”这个字在我国晚清时代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晚清时期，康有为为了将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完善，大力发展愚民思想，想要改善我国教育现状，以便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开始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不同的解读。他的主观思想认为古人由于错误断句对这句话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民”字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就需要翻译人员追究其根本。[4]

　　2.3以英译语境为基础对哲学典籍进行翻译

　　其一是英译的文本语境。历史性较强的名著典籍的传承形式主要以文本为主，在汉字、词语、句子、段落的多元化组成下表达了别树一帜的思想感情，这也充分说明了名著典籍的文本意义需要文本语境的配合。名著典籍的形成时间优先于文字，在文字没有被研究出来之前，人们采用口头叙述的方式对典籍进行传承，这也降低了传承的精确性。直到文字出现后，人们才开始对名著典籍进行记录，出现了音节相同但表达意识不同汉字的频率逐渐增加，并成为名著典籍的独有特点。随着汉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汉字词汇量不断扩张，词语表达的意识变化多端，这也为翻译人员提供了新的考证参照。同时翻译人员也需要理解某时期文字在名著典籍中的具体含义，继而尽可能的弱化名著典籍中同词汇的差异影响，这样才能够降低翻译出现偏差较大的翻译。

　　其二是英译的作者语境。实质上，名著典籍是作者创作时头脑思想的重要载体，具有极强的个性化。并且作者的家庭背景、成长氛围及受教育程度都与名著典籍的形成息息相关。例如：孔子的著名代表作《论语》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经典语录的记载，能够反映出孔子的儒家思想，因此只有对孔子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度理解，才能够准确英译《论语》。

　　其三是英译的文化历史语境。我国哲学名著典籍是时代进行的产物，时代特征极其明显，也能够表达出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思想感情。例如：在政治和文化相对统一的两汉时代，文人墨客以循规蹈矩的方式解读经典著作，提升儒家思想的传承能力。而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代，时常发生各种战争，国家动荡，思想只有，人人祈求国泰民安，因此道家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遇。所以，翻译人员在对我国哲学名著进行翻译时，需要考虑文化历史的相关语境，将我国各时期的哲学思想发扬光大。

　　3結论

　　综上所述，哲学典籍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与时代交替、社会发展、政治变化、文化水平等关系密不可分。所以，翻译人员在对其进行英译时，要以哲学名著典籍的语境特点为基础，不仅要了解名著典籍创作人员的创造思想，还要明确创造背景的时代性，增加翻译的真实性。

　　中国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讨论文

　　[摘要]中国哲学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及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文章浅析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从四个方面阐述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同时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传统文化来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关键词]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4-0089-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4.041

　　一、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符合道德标准。中国哲学精神重视道德方面的修养，其作用是培养人的品质，为人修身养性、实现个人价值提供理论基础，所以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哲学。中国哲学中儒家和道家均以道德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要义，中国哲学认为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道德发展，因而道德在中国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具有实用特点。中国古代哲学家很少构建理论体系，但重视实践问题，看重知行统一、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西方哲学善于满足求知欲望，不断探求知识、弄清道理，而中国哲学则将“实事”与“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实事”而探求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

　　（三）引导人生价值。中国哲学善于从实践出发，注重人生的研究。儒家讲究真性来表达对人生、生命的认识；道家则讲究飘逸洒脱，追求精神的逍遥和解脱；佛教则追求净化超升，将“涅”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中国的人生哲学用其积极、达观的态度影响着我们，它重视人在现实人生中的价值和意义，教我们关怀人生实际、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这是中国哲学的独特魅力和精神。

　　（四）教育人际处事。中国哲学亦十分讲究和谐，其中“太和”是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和最高的理想追求，它包含着动静、沉浮等矛盾与差别的和谐。中国哲学强调以和谐为最高原则处理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即达到“人和”境界。儒家认为要达到“和”境界，其根本途径是以“持中”为原则去实现和谐与平衡。

　　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基本现状

　　（一）缺乏足够重视。在绝大多数高校中，中国哲学史课程均为选修课程，学生学习具有随意性，并且主要在思政相关专业中比较受重视。对于缺乏足够办学资历或深刻基础的高校而言，不重视思政教育成为普遍问题，很多高校缺乏足够的政治教育师资力量，现有教师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不严格遵循课纲安排课程，任意排课并采取因人设课的方式。而在非思政专业的院系中，通常会选择只开设西方哲学相关课程或直接将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画等号，却没有融人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人们对于哲学的认识开始出现偏差，将哲学和政治看作是同一性质，对于哲学的理解会随着时政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说，就目前而言，似乎哲学课程仅仅是作为一个事实上可有可无的学科而存在，而教师也只是在维持这一科目持续存在而努力，却并未升华其积极性，对哲学缺乏重视。

　　（二）学生兴趣不浓。在很多大学中，设置的哲学课程数量太少，很多学校不具备开设哲学系的主客观条件，而在可选择的具有哲学系院校中，愿意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也少之又少。可以这么说，多数学生都对哲学课程没什么兴趣，他们视哲学为抽象乏味的课程，甚至极端地认为研习哲学的人头脑异于常人。根据思政教育专业的学生选课结果可以看出，在选择中國哲学史作为选修课程的大学生中，基本都集中于大学生涯的前半段，当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基本也都失去了学习哲学的兴趣，而且整体而言愿意选择哲学作为选修课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经调查研究发现，学生缺乏学习中国哲学史兴趣的主要原因为：①认为哲学毫无用处，基本不会在生活中得以应用；②哲学相关内容难以理解，如果不是为修学分基本不会接触。

　　（三）课程建设不足。因不重视哲学课程，导致缺乏对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建设，而细究起来，主要问题表现于两点。第一，缺乏哲学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师资力量都是其课程建设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师资也可以说是立教值根本。良好的师资建设，是推动课程改革并提升课程质量的关键前提。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很多高校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方面缺乏完善的师资力量，存在一名教师带教不同课程的情况，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混为一谈，从而促使课程教学和课程建设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其次，缺乏配套课程。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如果仅开设中国哲学史这一科目，则难以形成学生学习哲学的良好氛围，容易使学生在理解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产生局限性。出于选修课性质的限制，很多专业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都很难使学生能够对中国哲学产生系统性的认识，很难使学生最终窥探到中国哲学的全貌，因此容易在知识链条方面产生脱节。

　　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出，要想发挥中国哲学思政教育功能要应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一直是我党坚持的基本路线和思想政治教育中所保有的优秀传统。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先是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实施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次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后是江泽民对其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开展中国哲学的思政教育时要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现代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的思想现状为重点进行引导和教育。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采用单向灌输的方法，一味地向受教育者灌输思想和理论，这样的方法虽有助于思想的集中传播，但效果不佳，教育者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观感受，导致受教育者往往对思想和理论理解不深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以人为本”来尊重受教育者的感受和需求，从而达到中国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国哲学思政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其教育方法总是随着思政教育的产生而不断优化，同时也与其所处的社会形态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若能正确传达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和意志，达到教育的目的，就会被不断发扬传承，否则被扬弃。此外，教育者的思想还要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否则即使教育方法能传达其思想，其思想方法也会随着教育者的思想理念在时代的发展中被淘汰。由此可见，只有符合历史潮流发展趋势的，能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才具有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要运用历史观进行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提升大众思想、文化、道德素养为根本教育目标，实现教育方向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一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仅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事物本身各要素之间也具有联系，事物之间、事物本身都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用辩证法看待整体与局部时，认为整体支配局部，而局部制约着整体。因此要立足于整体，以大局为主选用最优法，以期能最大化实现目标，同时要注意局部的制约作用，做好局部工作，以期推动整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事物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之中，其联系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处理不同的问题时不能一成不变，要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各主体和要素之间的联系，例如教育者、受教育者内部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要注意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对于好的思想政治理论和教育方法可以借鉴，从而改善我们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别受教育者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考虑其思想、生长环境、性格等特点，同时要立足于整体思想政治水平，选用最符合大众的教育方法，提升整体的思想道德素养，最大化实现教育目标。教育者要用发展的眼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循序渐进地引导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进步和错误都要关注，根据不同的受教育者以及其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教育的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同时想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需要宣传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报刊在宣传思想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党报就是最好宣传工具，为确保党报上所宣传的思想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或违背党主张的观点。同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理论问题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并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相应改变，不能被旧观念所束缚。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的宣传和传授，这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在社会中加大宣传力度，才能使群众了解并掌握思想。

　　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

　　首先，提升中国文化中“实事求是”原则为党的思想路线。我国最早在东汉时期提出了“实事求是”概念，在班固的《汉书》中，称赞刘德治学时首次提到，但当时只是作为考据学命题而不是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思想，充分结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实事求是”内涵。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改变固有观念，发现事物内在联系，以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核心思想。我们应以国内外和省内外等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固有规律，从而找到周边事物在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部联系，最终形成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

　　其次，将我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发展成“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观点。从思维方式而言，不应拘泥于事物的属性，而是重点了解事物的实际功能和产生的效果。在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作出了深入探讨，而相关实践使党在改革开放中搁置了对事物属性的研究，并且使我党能够、敢于大胆尝试，通过实践判断改革的成就，真正彻底摆脱姓“社”或姓“资”的思维。通过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提出实践观点，最终使我党在改革开放中能够搁置事物“是什么”的争论，集中资源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并坚持大胆尝试的精神，通过实践结果判断改革成败，摆脱思想中对于姓“资”和姓“社”的束缚。

　　最后，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我国自古以来即重视和谐思想，这一理念最早于西周末年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学者都对和谐作出了定义，尤其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儿同而不和”的概念。我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继承并发展中国和谐思想的方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切实推动了我国社会朝更加和谐、安康的目标不断加强建设，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正如史伯所讲，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根本原则，完全相同则不利于事物的长久发展。将许多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使其能够充分得到平衡，这才叫和谐。而孔子则继承了史伯的理念，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

　　五、结语

　　中国哲学若想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应充分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观、历史观、辩证法、教育观在中国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继承并发展的智慧产物，同样提供了大量理论基础，从而实现中国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